在春耕的最晚日期之前，大约三四天的时候，海盖金复备倭营的垦荒终于完成了，算是赶上了今年的春耕。

并且仗着新任指挥使的名号，李刚在金州卫，把这块地办成了垦荒地，民田。

这个好处就是，第一，所有耕种收入就合法了；第二，赋税比例较低。

如果李刚脑子不开窍，把这片地办成了民屯，那等待他的将是兵变，这个就得说说明朝的军屯制度了。

明朝不论官兵，工资里面都要有十二石米，这就是俸禄里面的所谓禄了，也叫月粮。

卫所里面的官兵，这禄米开始的时候是自己种的。

按照距离战区远近，或者七成战兵三成屯兵，或者三成战兵七成屯兵，或者对半开。

所谓战兵就是专门的战斗人员，所谓屯兵就是兼具生产和操练两种职能的准军事人员。

在辽东的卫所里面，屯兵们每人大约会分配五十亩旱田或十亩水田，这五十亩地叫做一分地，这一分地由屯兵全家耕种；一分地每年收的大米、粮食需要上交卫所六石用来给战兵和军官作禄米，自留十二石就算是自己的禄米了，这些禄米会统一存到仓库里按时发放。

根据朱洪武的计算，一亩旱地产量多则七斗少则四斗，到这个时候，多则估计还剩下十七石，少则还有二石；对这个多出来的洪武大帝也不计较了，就算是对种田军人的奖励。

老朱对军人很是优厚，这十七石粮食外加十二石月粮总共二十九石粮食；在民间也算是个富农了。

再加上老朱又有给大伙儿发衣服的好习惯，今天赐冬衣，明天赐棉花；除了军纪森严受不了外，各方面生活品质并不低。

所以在明初的时候，通过朝廷的鼓励和各级军官的督促与全体官兵的努力，军屯得到较大的发展。洪武末年至永乐初年，全国直接参加屯垦的军队达到120万人，垦地8930万亩，每年收归政府的屯粮高达2345万石。有力地支持了国库和军仓的运转。其中北部边疆的驻军有六十多万人（后来增加到80多万人），岁获屯粮有600多万石。其中宁夏4卫每年军屯馀粮有30多万。边镇军饷可以就地支取，不烦百姓转运。朱元璋曾得意地宣称：“国家养兵百万（注：180多万），不费百姓一粒米”。

所言虽未免夸张，但也表明了明初的军屯成绩显著，军粮大体上能由军队自给，百姓输运边饷的数量是很少的。

只是老朱千算万算，到底是没有算到这个屯田制度的将来。

因为权贵的侵夺和朝廷纲纪的紊乱，军屯制度逐渐瓦解。

从永乐大帝去世后的第二年洪熙元年（1425年）开始，屯政逐渐废弛，军士弃耕现象不断发生，屯田荒芜，屯粮少。到永乐大帝孙子的时候，也就是宣德元年（1426年），所收屯粮不足原来的1/3；每年仅收得720万名粟穀。

延及永乐大帝的重孙子时，也就是明英宗的时候，在正统二年（1437年）时，只获屯粮270万余石，仅达旧额的1/9。

导致军库空虚、兵食不给，饷项外需，民运边饷越来越多了，百姓负担增大了。

《宣宗实录》宣德五年六月条记载：“行在兵部尚书张本奏，甘肃、宁夏、大同、宣府粮饷，皆出民力运输，所费浩大……”。其中甘肃兵饷每年约需民运3/4。延绥镇之榆林一带的兵饷全部都由内地人民转运供给。

《英宗实录》正统六年三月条选载的一段上谕称：“大同、宣府岁月甚伙，而屯田所入（专指军屯）不及十之一，馀皆仰给于民”。所谓民运边饷，就是华北的北直隶、山东、陕西、河南、山西各省人民向九边输粮。

经济基础瓦解，卫所兵也就崩溃了，像李刚所在的这种营兵开始走上历史舞台。

所谓营兵属于专门的野战军，按理说应该是没有屯田的，但是如果周围有荒地照例朝廷是鼓励开垦的。

具体的措施是，饷银照发，月粮也照发。只是粮食每分地，也就是每五十亩，交六石公粮即可。

这个规定看似合理，但实际上税负却是民田的十数倍；因为后来根据黄仁宇的统计，每税亩地需要纳的粮食只有0.0035石。明代一般采用税亩的概念来计算赋税，大致认为每税亩即能够产一石粮食，这样在长江三角洲地区，一亩可以算两税亩，而西北地区甚至要五亩才是一税亩。

明初的军屯制度，虽然赋税也重，但是开垦土地的耕牛、器具、种子、水利也全是朝廷提供；现在开垦荒地，一切都要自己掏钱；但税率却和过去一样；傻子才干呢！

这充分证明了后世的官僚们，不仅没有洪武大帝有脑子，而且连数学都不如洪武大帝。

所以李刚这次索性把周围的荒地全当民田开垦了。

“周路，旱地五十亩，地契拿好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