就比如说，在他们士族看来，教育是对士人群体的。对民众有用的是教化，民众是可以让他们跟着做，他们的聪明不足以理解圣人大义，只能跟着士人做。

但是，首先教育是让一个人发展自己过程，也是培养做各种事的人才。但是士人的教育，是观念性的教育，把小孩子变成和自己一样遵守礼法规矩的士人。

和庶民不一样，他们有礼乐射御书数等项目傍身，经过多年的发展，也就比较重视礼乐书法写文章了，写文章就是把各种事情拐弯抹角地写得天花乱坠，这就是才能。

别人理解不了？那是你聪明程度有限。

他们不是为了培养能做事的人，而是治人者群体，那很简单了，治人者本来就只是少部分人，这样的教育普及没有用处。

难道找十几个官来盯着一个百姓种地吗？不得把大家都饿死在收获的深秋？

所以，传统的教育是属于少部分人的。因为教育是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的，帝王朝廷下，人都是种地的机器，这样最好，官吏的坑位，士族自己还不够分呢。

如此一来，教育更多的庶民干嘛？庶民只要会种地就行，像机器那样，任劳任怨。

庶民想要获得受教育的机会是不容易的，你有地种不种，到时候朝廷都要你缴纳赋税，拿什么来交？你全职学习去了，引申到所有人都去读书了，谁来搞生产。

毕竟士族那一套，想要学得精熟，没有十几年苦功夫，能见到效果吗？

只有那些有关系的庶民，受到士人的青睐，他们才能得到这个免赋税，进入朝廷官学学习的机会。

新楚可以搞这样的教育，但是这样的教育出来的人，只能得到文章的盛世，对于整个社会来说，用处不大，宋朝有大把读书人，怎么屡屡被打。

苏轼的文章即使在辽国很受欢迎，宋国的百姓也只能小小骄傲一把，有吃饱饭重要吗？能不给辽国交钱吗？

而教化是用于百姓的，无非是让你乖乖干活，不要心有杂念，服从士族认可的东西，也是圣人传下来的道。

刘琨是当官一方主官的，他自然知道要实用。在江陵城逛了半个月，他才发现新楚教育的好处。

江陵的市民都很好交流，这里的百姓很聪明。往日他们都认为，如果给这些百姓教育，百姓就会难以管理，他们见识多了，会有对比，会知道好歹。

其实一直是这样，只不过堵不如疏，你想让别人和你好好相处，讲道理商量着来，大家彼此让步一下，这是正确的解决办法。

你要是想一直骗别人，那就难了，不过士人们也许觉得不是骗，而是这就是圣人之道。

他们士族也经商，他们有家人亲戚在朝廷，那比的根本不是经商，比的是商人背后官员的能耐。商人能赚钱他们是知道的，庶民经商才是贱人。

儒家的底色下面，利是不好的，孔丘的《论语》就说得很清楚了，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

儒家的信徒当然不是小人，他们是君子，当然要重义轻利了，不过这个文化都是士人说了算的，自己找个商人给自己干不行了吗？

说大道理的时候把这些商人拉出来骂一骂，享受利益果实的时候，他们拿大头，不过魏晋这个时代的人不讲那些。

我就是真性情，我自己来，当然他们做的生意不是在市场上做被人歧视的小贩，那些小贩都是他们部曲奴婢。

新楚的数学教育好，市场上的商人们算术很好，这样的人如果不是和自己做对头，给自己干活还是多多益善的，这种教育还是很好的嘛。

这就是一个人的决定，一个人的思考了，要是把这些人同样当下等人来看，让下等人来服务自己，确实也行。

可是要想培养出开创新时代的人才，独立的人格是重中之重，平等的社会才能更具有稳定性。

再一个就是朝廷做事，向来朝廷做事就是为皇族做事，为百姓做的不多，这是传统了。

传统的理论里面可没这种，因为你给我做了什么，所以我要给你做什么。

皇帝的概念是天下人为我，我是天下人的君父，不要问我该不该给你做，我做了，你要感恩，我不做，你不许有意见。

朝廷即使有官方的驿站之类的机构传递信息，这些地方根本不为民间开放，即使开放，民众也只能享受最差的服务。

帝王就是说，我要你交皇粮，你自己留点米煮稀饭吃，饿不死就好了，我的存在，对于你来说就是回馈，这样的骗术可真是拙劣到了极点，可是居然没有人表达不满。

或许不满的人可以站起来，说是带着兄弟们打到东京，夺了那鸟位，等他坐上那鸟位，除了一伙的兄弟，多分点东西，他又成了当初自己最恨的那个帝王了。

为了各种避讳，为尊者讳，士人们会说，都是奸臣蒙蔽了圣上，皇帝是圣上，坏事都是奸臣干的。

新楚最大的公共服务就是免费的教育，每年新楚投入不少钱在教育上面，当然学生学习的内容都是新学。不止教育，学生吃喝住也是政府在管，相当于收税来按我自己的想法培养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