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国四年十二月十二日，袁世凯正式发表了接受帝位的申令：

“……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，予之爱国，讵在人后？但亿兆推戴，责任重大，应如何厚利民生？应如何振兴国势？应如何刷新政治跻进文明？种种措置，岂予薄德鲜能所克负荷？前次掬诚陈述，本非故为谦让，实因惴惕交萦，有不能自己者也，乃国民责备愈严，期望愈切，竟使予无以自解，并无可诿避！第创造弘基，事体繁重，洵不可急遽举行，致涉疏率，应饬各部院就本管事务会同详细筹备，一俟筹备完竣，再行呈请施行。

“凡我国民，各宜安心营业，共谋利福，切勿再存疑虑，妨阻职务，各文武官吏，尤当靖共尔位，力保治安，用副本大总统轸念民生之至意！除将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推戴书，及各省区国民代表推戴书，发交政事堂，并咨复全国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代行立法院外，合行宣示，俾众周知！此令。”

于是袁大总统摇身一变，成了袁大皇帝，时间是民国四年十二月十二日。

从这一天起，中国政坛上出现了一个奇异现象，让人啼笑皆非。是既有总统，又有皇帝，既不是中华民国，又不是中华帝国。在公文上更显得异常混乱，把人搞得不知怎么办好。

如奉天将军段芝贵首先称臣，袁手批“不当称臣”。直隶巡按使朱家宝的奏折文字，抬行写“奏请皇帝陛下圣鉴”。袁也说登基大典尚未举行，称臣称皇帝陛下都不恰当。

不过，从这个时候起袁世凯就不喜欢别人再称其为总统了。

自民国四年十二月十七日起，北京公报不再见有“大总统令”了，代之而起的，是“政事堂奉策令”。究竟是奉何人策令，至今仍是个迷。因为这策令是皇帝也是总统、既非皇帝也非总统的袁世凯所发出，袁在这些策令中既不自称为“朕”，又不自称为“本大总统”，而称曰予。听口气这应该是准皇帝的口吻，大概是历史的过渡吧！

这是个稀奇古怪的时期，中国有一个人又是皇帝又是总统，最高当局又是袁政府，又是袁家王朝。还真别说，袁世凯的走狗们还真能“与时俱进”，在公文程式上想出了一个方法，就是废除了总统的称号，也避免用皇帝的封号，尽可能使用些含混的名词，如“奉谕”、“谨乞钧鉴”等。

十二月十二日，是袁世凯接受帝位推戴的一天。这天他在怀仁堂接见了简任以上文武官员二百余人。

这些大小官员纷纷向袁大皇帝祝贺，文官在东，武官在西，排列整齐，向袁行三鞠躬礼，由内史监阮忠枢率领，公府大礼官黄开文司仪。

袁世凯发表一篇简短演说，把自己的接受帝位，说成是为了救国救民：

“大位在身，永无息肩之日。故皇帝实为忧勤惕厉之地位，决不可以安富尊荣视之。且历代皇帝子孙鲜有善果，平时一切学问职业皆不得自由，故皇室难期发达，予为救国救民计，牺牲子孙，亦不敢避。”

明明是挖空心思当皇帝，却做出一副“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”的“无奈”姿态。

为了当上这个皇帝，袁世凯搞垮国会，把立法机构变成他的御用工具，变成他随意使用的玩偶。按着他的需要，随意修改法律，随意制造民意。成了终身总统还不满足，还要子子孙孙把大传下去。使得我们这个饱受专制之苦的国家，在民主制度建设上刚刚取得一点点进步，便全部化为了乌有。

袁世凯所做的这一切，在中国的历史上，肯定是空前之举，会不会绝后呢？恐怕很难说。因为，这种脸皮比城墙都厚的无耻之辈，为了一己私利，为了获得权势而不择手段的人，这人世间恐怕很难绝迹。

袁世凯接受帝位后的第二天，也就是十二月十三日，下了一道禁止反对皇帝令，全文如下：

“前清逊位，民国成立，予以薄德，受国民之付托，揽统治之大权，惟以救国救民为志愿。忧勤惕厉，四载于兹，每念时艰，疚惭何极！近以国民趋向君宪，厌弃共和，本惩前毖后之心，为长治久安之计。迫切呼吁，文电纷陈，佥请改定国体，官吏将士，同此悃忱。举国一心，势不可遏。予以原有之地位，应有维持国体之责，一再置词，人之不谅，旋经代行立法院议定国民代表大会，解决国体，各省区国民代表，一致赞成君主立宪，民国主权。本于国民全体，予又何敢执己见而拂天视自我民视，天听自我民听，民之所欲，天必从之。往借所垂于顺天逆天之故，致戒甚严。天不可见，见于民心。断非藐藐之躬，所能强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