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宋朝廷却一直难于搜集到足够的马匹用于边事，宋之无法像汉唐那样繁育大批马匹是因其立国之初，就比汉唐全盛时期少了几块可供牧马的北方草原。

所以，宋代用于马政的投入远大于汉唐两代，但依然难于筹集到足够马匹。

有宋一代，朝廷上下为了解决“国家马匹安全问题”，其殚精竭虑程度实在比后世解决能源安全问题更甚。

宋朝在养马的国有化上穷尽国力、民力和想象力，恰是宋帝国马匹越来越少的原因之一。

查汉、唐、宋，乃至元、明，一旦重视起国家的“马匹安全问题”，郑重其事地搞起“马政”，无一列外都是国有化思路，即大规模建官办马场的路子。

这很好理解，因为国家一旦觉得马匹是战略稀缺物资，自然就恨不得把一切马匹都牢牢抓在手上。

汉、唐两代养马问题上奉行的是以国有化为主导的、允许多种产权制度并存的市场经济，既有硬的一手，也有尊重市场规律的一手，所以，一旦急需，民间还可以征上一些马来。

汉代大规模投入官营养马事业，对民营养马经济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，甚至采取免税方式鼓励，所以，在朝廷的政策带动刺激下，民间养马爱马之风大盛，为华夏历史上空前绝后。

汉朝时，对马匹的需求不仅是国家战略需求，也有了旺盛的民间需求，故全社会不但马匹数量空前增加，马匹的品种改良热情也被激发起来。

仅汉武帝时期几次大规模征伐，征用马匹总数就过百万。而民间马匹存栏数目亦相当可观，因为驻边骑兵也多用自家的马。

所以即使边境战争每次动辄造成数万数十万的马匹损失，它也能消耗得起，国营马场的马消耗得差不多了，但社会总量还能很快恢复得过来，所以，东汉时代虽然国有马政衰落，但民间还能征得上马。

到了唐代，就因为看重马，开始对民间养马采取打压和抑制政策，社会的养马之风不复汉代旧观，也更谈不上马种的培育改良。

长期的战乱，中原地区的马匹种类早退化到了与蒙古的劣等马相当的水准，但好歹国有的草原面积广大，马匹的国家拥有量也达到了70万匹的历史顶峰。

到了宋代，立国之始就面临着强敌环伺，到灭亡为止，从来就没喘息的机会。

所以，集中力量办大事，马匹完全国有化，问题是，虽有各级官府的重视，有巨额的财政投入，却总是产不出好马来。

办法想尽了，譬如，土地有限，得把一些马分散养育，于是，就搞了一段时间的国有民营，即国家的马作为任务分散摊派给老百姓来代养，因为这些都是稀缺的战略资源，所以既有优惠政策可免除相应劳役税负之类，同时又有各种任务和苛刻处罚措施。

这种国有民营强行摊派下去，导致一些领到这个光荣任务的老百姓只能弃家逃跑。

当然，为新政辩护的人喜欢举例说，其实当时还是有人报名愿意主动认领官马的。

宋代适合放牧的地方少，但还不是窘迫到没有，北宋分布在各地的牧马监共有14个，但搞到最后马越来越少，甚至有的骑兵部队只有110的人配有马，就不全是战争消耗的缘故。